IP数据库服务企业怀疑自己数据库被竞争对手爬取，主动投毒后，观察到对手的数据和自己投毒结果完美符合，一审赢了官司，最后却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翻盘，为何落得这般结果？
IP数据虽然不具有原创性，但其数据的采集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。北京公司怀疑其自家的数据库被竞争对手郑州公司爬取，准备采用投毒+公证的方式，来自证被侵权、不正当竞争。
在北京公司的计划中，其先投毒：污染自家特定记录的数据，随后观察对手公司的相关记录，是否和被投毒效果一样。如和被投毒结果雷同，则代表对手公司在爬取自家数据，否则无法解释雷同现象。
北京公司技术人员选定了13组IP地址（包括8组IPv4和5组IPv6）作为“投毒”目标，并预设了用于替换的真实和虚假地理位置信息。
2020年11月12日，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，执行了以下系列操作：记录“投毒前”状态；执行“投毒”操作，将部分IP位置改为加拿大、巴西、荷兰等城市的虚构信息；记录“投毒后”状态。
2020年12月15日，执行第二次“投毒”， 将同样的13组IP地址的地理位置信息修改为第二套完全不同的“诱饵”数据；记录新毒点。同样予以公证。
2021年4月9日， 在第二次“投毒”过去近四个月后，启动最终的验证环节：自查确认自家数据显示结果，确保“毒源”稳定；关键比对对手结果；发现“中毒”迹象，对手的数据中，有7组IPv4地址的查询结果与第二次“投毒”设置的“毒点”高度吻合（精确到城市级）。
按理说，对手已经有部分结果开始雷同了，为何二审官司失败呢？
二审法院（最高人民法院）并非简单地比对数据是否相同，而是从数据相同这一现象能否推导出必然非法爬取这一结论。
（一）原告北京公司具有证明责任，且要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。其采用的 “数据投毒→数据相同→推定爬取” 是一种间接证明方法，该间接证据链必须完整、严密，能够排除其他合理可能性，才能达到证明标准。
（二）其缺陷如下：
（1) “毒点”不随机。主观选择而非公证员或第三方随机抽取，降低了样本的代表性。
（2）起点不真实。投毒前的真实数据没有公证，投毒前的记录可能是已经被污染的记录。
（3）未能证明同步跟随。原告是4个月后证明被告数据变化，无法证明被告是跟随原告更新，还是被告自身更新频率为4个月（被告自身采集数据导致更新）。
（4）行业数据趋同是常态，数据相同不等于抄袭。
（5）被告合理抗辩，其自身采集、购买了业务数据。
（三）缺乏直接证据，没有被爬的证据：日志、监控、高频访问等。
本案对抗非常精彩，诉讼结果也出现了反转。IP数据库作为行业数据，趋同态势明显，在这个背景下，对竞争对手抄袭、爬虫的诉讼手段就变得非常讲究。
从实践来看，原告公司的诉讼、取证策略缺乏专业指导，其除了从产品经理角度通过投毒、雷同来推测爬虫之外，没有综合运用运维工程师手段，监控和审计爬虫行为，成为本案最大的遗憾。